银行业人才流动频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7月23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上市银行公告统计后发现，开年至今，已经有17位A股上市银行高管出走，涉及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多个职位。不过，从离职高管的去向来看，与往年纷纷“跳槽”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同的是，今年更多的高管开始在银行体系内流转，补充缺失的岗位需求，而年轻的“70后”高管正在逐渐成为这场“补位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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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位副行长以上高管辞职

银行管理层的调整潮仍在继续，7月23日，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2020年初至今，已有17位A股上市银行高管辞职，涉及的岗位主要有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涉及银行包括自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成都银行、常熟农商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张家港农商行、江阴银行14家银行。其中，城、农商行离职的人数最多，为8位，国有大行共计5位，股份制银行的离职人数达到了4位。

这一波银行高管变动中，副行长辞职达到14起，行长达到2起，例如，郑州银行夏华因工作调整辞任副行长，继续担任该行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成都银行原行长王晖因工作调整辞去行长职务，但继续担任该行董事长。董事长变动为1起，来自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该行董事长洪崎因任职年龄原因辞职。

从变动原因来看，上市银行高管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作变动，年龄限制，个人原因等方面，在17位高管变动中，有12例均是因为“工作调整”。“金融领域的人员流动本来便相对其他行业更频繁。”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表示，因为历史上银行领域的高管年龄总体相对较大，近年来开启了“更新换代”。

“70后”高管补位

离职的大佬们都去了哪里？事实上，近年来传统银行高管纷纷“跳槽”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高管在银行体系内流转，补充岗位的需求。

纵观今年银行高管“补位战”，“70后”高管队伍也正在逐渐成为中流砥柱，而“传帮带”内部提拔也已经成为惯例。建设银行近日迎来一名“70后”副行长王浩，王浩在建设银行工作长达27年，是该行内部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干部。

工商银行也迎来了一位内部培养的副行长，6月12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该行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文武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根据公开履历，1973年出生的张文武为原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上任后，也成为工商银行高管层中唯一一位“70后”。

中小上市银行也开始着力打造更加年轻的高管群体，杭州银行近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新一届高管团队的聘任议案。此次履新的副行长李晓华，1977年5月出生；履新的副行长陈岚，1974年11月出生；另一位履新的副行长李炯，1973年11月出生。上述三名履新的副行长均为杭州银行内部提拔，并且待监管同意后，杭州银行的高管团队成员将正式迎来“70后”时代。

除了内部提拔，亦有银行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案例，例如，建设银行另一名即将履新的副行长，是不久前辞任交通银行副行长一职的吕家进，现年52岁的吕家进为业内所熟知的履历是出身邮政系统，曾任邮储银行行长，并带领邮储银行完成港交所上市。

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无疑为银行的转型发展带来更多新观念、新思想，在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看来，当前，银行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时代，科技驱动渐成银行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这个层面来讲，“70后”见证了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变迁史，对于科技的深化作用方面更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致力于发展线上业务、加速数字化转型的银行而言是为利好。

需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制度

随着不少银行高管纷纷离去，如何培养、稳定人才，正在成为银行业一项严峻的课题。在苏筱芮看来，高管离职原因可分为两类，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主动方面通常为银行高管基于个人情况的主动选择；被动方面通常为高层决定，例如公司实行业务改革、战略转型等因素，又或者由监管部门就高管人才的专长领域，将其安排到更需要的地方去。银行应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包括薪酬、股权等；还有合理的创新机制，为高管发挥才能提供积极创新的土壤。

工商银行总行高级风险经理郝志运建议称，银行应一方面根据高层的专业技术、管理能力及性格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分配安排适合的工作，尽量为能力强、水平高、有独特见解的高管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建立银行高管人员的储备体系，作为后备干部以应对高层管理人员跳槽的流动。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也对北京商报记者直言，银行应给予高管更大的晋升发展空间，更加市场化的薪酬以及更多提升自身的机会。

在陶金看来，培养和留住高管人才根本上取决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态势和前景，让员工看到银行经营平稳、风控良好的同时，也能看到业绩持续增长的前景。这就需要银行适当创新业务，抓住经济增长新机遇和新兴产业增长机会，以保证业绩规模和盈利的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