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分类”上门，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最后几十米

　　一对父子从废品回收转型垃圾分类，深耕垃圾减量却面临推广难题

　　“爱分类”的工人在分拣垃圾。受访者供图

　　为了养家糊口多挣钱，父亲徐铭骏32岁时，决定蹬着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参与创建了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为给传统回收行业“赋能”，儿子徐源鸿32岁时，与父亲一起创办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分类”），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做垃圾分类。

　　“全链条建设，全品类回收，全主体参与”的“爱分类”，在北京昌平区深耕三年多，徐家父子前前后后投入达8000万元。

　　风口之上，“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公司如过江之鲫。“只靠互联网做不成垃圾分类，应该是垃圾分类+互联网。”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徐源鸿，更看重源头分类的前端价值，打造回收与资源开发利用深度结合的完整效益链。

　　“比农村老家还脏乱的环境，生意不可能做长久”

　　“回收员骑三轮车上门，将居民装在定制垃圾袋中的可回收物打包、贴码，集中到小区服务站，再用封闭式货车运送到分拣中心。整个过程采用GPS定位系统，实现垃圾分类清运的全程监控。”

　　在北京市昌平区北六环外的“爱分类”分拣中心，徐源鸿侃侃而谈。言语间，洋溢着他对这种运营模式的自信。

　　今年35岁的徐源鸿，自嘲是个“废二代”。大学时代，父亲的营生是他的难言之隐。偶有同学问起来，他只应一句“家里是做买卖的”，然后赶紧转换话题。

　　1991年，父亲徐铭骏从河南信阳老家到北京谋生。短短几年，他从小工做到包工头。当时，很多信阳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一开始，徐铭骏瞧不上这“穷人才干的事”。

　　可讨生活往往顾不得面子。干建筑工程躲不开三角债，到头来利润还不如收废品丰厚。眼见那些说起来不够体面的老乡，一个个挣得比自己还多。“跑三轮收货，一天卖四五百块钱。”1997年，徐铭骏改行干起了废品回收。

　　几年后，颇具经商头脑的徐铭骏和几个老乡凑钱，租下北京北五环外东小口地区的大片荒地，建起100多个简陋小院。

　　“我爸成了二房东。把这些院租给收废品的老乡。这个院专门收铜铝，隔壁院专门收塑料，纸张、木材、轮胎橡胶等都分门别类。”徐源鸿说。

　　渐渐地，东小口发展成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据说，这里全盛时期有3万多人靠此谋生，废品分类回收量占北京的四分之一，年交易额高达数十亿元。

　　徐铭骏也发家致富，成为市场里数一数二的“破烂王”。在他口中，这个“废品王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再生资源集散地”。

　　不过，传统的偏见深入人心。曾有外地领导来东小口调研，看见在废品堆中玩耍的孩子们，对陪同的徐家父子调侃道：“这些孩子长大了，不就是‘废二代’么？”

　　每当回忆起这句话，徐源鸿总会提醒自己：“一定要抬起头，让这个行业被人看得起。”这份执念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商业抉择。

　　在北京上大学时，徐源鸿向父亲灌输产业升级的理念：废品回收长期“脏乱污”的落后业态，与一线城市的发展和定位不匹配。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徐铭骏就时不时听到，政府要取缔东小口废品市场的风声。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的车间门口，55岁的徐铭骏回忆道：“那时候都露天作业，小车在院里停一天，不洗根本就没法开。刮大风的时候，塑料泡沫满天飞。”

　　当年，他也很认可儿子的判断——这比农村老家还脏乱差的环境，北京迟早得整治，现在的生意做不长久。

　　2008年，大学还未毕业的徐源鸿，写了一份昌平区分拣中心可行性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商委和昌平区政府，提议建设一个国外封闭式的静脉产业园。

　　静脉产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意为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行业，如同将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脏的静脉。

　　领导称赞想法很好，但北京寸土寸金，批不了地，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不以‘三化’为主的垃圾分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5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成为历史。告别“二房东”的安逸日子，徐铭骏在儿子劝说下，决定转型做垃圾分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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