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讯（记者万旭明）今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将迎来通车63周年纪念日。60多年前，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建设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美好新家园的热情被极大激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仅用两年多时间就迅速完成这样规模巨大的工程。长江大桥建成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创造奇迹、实现梦想。

　　长江大桥诞生在武汉，是这座城市永远的骄傲。无数英雄的武汉人民也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岁月里挥洒着汗水和智慧，并为此自豪。在武汉市桥梁博物馆的展厅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20出头的年轻人如何夜以继日为国家建设通往未来的桥。

　　唐寰澄（左三）与苏联专家在武汉长江大桥上。

　　中铁大桥局武汉桥梁传媒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桥梁史专家余启新，曾走访多位大桥设计者、建设者。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道：“武汉长江大桥集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的确，长江大桥的修建，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智力，集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工业力量，树立了堪称标杆的卓越水准，连一颗铆钉都精挑细选，60年历经77次撞击而安然无恙。

　　用手搅拌混凝土，一群外行灌注出百年工程

　　这是董明芳（左）在工地上听武钢先进生产者杨德重老师傅（右）介绍如何使用风泵浇灌混凝土及配料。

　　武汉长江大桥60岁时，人们曾统计过，“历经7次较大洪水、77次轮船撞击，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然而，它依然傲立于滚滚长江之中。

　　为了铸就这百年工程，数以万计的工匠在武汉20年一遇的寒冬里、在1954年的洪流里、在每天都能抓到上百条蛇的江水里，坚守着、奋斗着。余启新感慨道：“现在我们总说工匠精神，这不就是最赤诚的工匠精神吗？”其中，从“放牛娃”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董明芳让他尤为感动。

　　在长江大桥建设中，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提出用“管柱钻孔法”取代传统的“气压沉箱法”。24岁的董明芳在大桥工地上担任青年灌注突击队队长，突击制造管柱。然而，全组28人，只有董明芳等5人在汉水铁桥建设中干过混凝土工作，其余全是外行。刚开工时，规定3小时灌注一根管柱，他们要花7个小时，管柱上还常有蜂窝麻面。为了克服难关，董明芳和队员们拜访技术专家、参观大桥实验室、参观混凝土工厂、开技术座谈会、“师徒”结对子。搅拌机不够，他们就用手搅拌混凝土，每天要用坏几双帆布手套。

　　渐渐地，灌注一根管柱最快只要1小时25分。在工匠们的努力下，1955年内就提前完成了长江大桥水下基础施工的全部混凝土管柱的任务。1955年，董明芳入选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后来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直到晚年，他仍慨叹：“是大桥建设给了我人生的莫大光荣！”

　　小字辈“逆袭”，桥头堡设计师引建筑界反思

　　如今的武汉长江大桥畅通无阻。

　　从大桥上驶过，蛇山迎面而来，壮丽的黄鹤楼与古雅的长江大桥桥头堡相映生辉。当年谁也没料到，桥头堡的设计出自一位初出茅庐的小字辈。

　　1951年，25岁的唐寰澄进入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小组，后进入武汉大桥工程局从事桥梁基础设计工作。作为一名结构工程师，他却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古代桥梁美学。

　　1954年1月，当时的政务院决定，就武汉长江大桥的美术设计，广泛征求国内外优秀作品。全国各建筑设计院及各大学建筑系纷纷投入到竞选中，其中不乏清华、同济等知名学府的顶尖设计人员，不到30岁的唐寰澄也提交了方案。在第一轮评选中，经由茅以升、梁思成、杨廷宝等建筑界泰斗的评选，唐寰澄的方案只获得了三等奖。但这一方案得到了周恩来的欣赏，并被确定为正式方案。

　　在余启新看来，当时的建筑界流行“大屋顶”式建筑，片面理解民族形式，造价颇高。桥头堡方案中就多有凯旋门式、古代宫殿式的设计。与之相比，唐寰澄的方案可谓逆大流而为，“桥头堡设计借鉴了清代黄鹤楼 ‘攒尖顶亭式’的建筑风格，引桥的双拱式结构同样沿袭自中国古代桥梁传统，整个设计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灵秀之气、朴素之美，造价也不高，正好符合中央精神”。

　　事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这次方案，建筑界败于年轻的结构工程师之手，在建筑思想上值得检讨。”

　　纪念章上的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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