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与历史上任何进京赶考都不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治理国家的路还很长，更艰苦、更伟大。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是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三营八连进驻南京路负责警备工作。当时的南京路，高楼林立，饭店、百货商场、歌厅影院云集。有人断言，在南京路这口“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

　　进驻南京路之前，八连党支部多次明确，大家是去做艰苦的工作、复杂的斗争，而非享乐闲逛。但时间一长，情况出现了变化：有人三番五次请假外出，有人在集合时慢慢腾腾，一名战士竟连背包也不打了。这引起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提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决不能吃败仗”。

　　警醒之后的八连战士，再没有懈怠过放松过。

　　大雨天，哨岗上，只要后退一步就是屋檐，战士陶元岐却宁愿站在风雨中，以便不受阻碍地观察情况；战士顾永良，发现有人把一件雨衣披在他的身上，他连声道谢，却首先用它遮住身上的武器。连长张继宝打的草鞋，指导员王经文盖了十多年的被子，从敌军手中得来的行军锅，反映着八连的好作风。

　　1963年，国防部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荣誉接踵而至，也带来新的考验。

　　当时电台经常播放歌曲：“好八连，八连好，八连红旗举得高。”八连战士有时也跟着节拍哼唱。支部会上，指导员指出：“我们怎么能自己唱自己好的歌，我们要谦虚，要向人民学习。”此后，八连和人民群众联欢拉歌的时候，群众唱“好八连，八连好”，八连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接过雷锋的枪”。

　　一次，八连一位战士在要寄出的信封上写下“南京路上好八连某某寄”，被指导员看见了，他严肃地说：“八连好不好，要由党和人民评定，我们没有权利自称‘好八连’。”司务长补充道：“如果我们躺在‘好’字上，那就肯定地不‘好’了。”

　　几十年如一日，八连经受住了人民的“考试”。在上海人看来，八连就是“为人民”的代名词。而在第二任指导员王经文眼里，“好八连”有四种精神没有变：听党话、跟党走的军魂不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变；艰苦奋斗的思想不变；“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不变。

　　改革开放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之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和化解各种矛盾的过程，考验着我们能否始终保持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赶考”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华西村是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普通小村庄，也是闻名全国的“天下第一村”。

　　“只要心脏不停，就要脚步不停、脑子不停、事业不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停”。在村党组织书记吴仁宝带领下，华西村1988年率先成为“亿元村”。到1991年底，已创办大小企业20多家，年产值5亿元。

　　“通知开会。”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多，吴仁宝拿起了电话。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还未传达到基层，但《深圳特区报》刊载的8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吴仁宝的注意，他意识到，这些文章传达的是邓小平谈话的要点。反复揣摩后，他等不及天亮，立即召开华西村党委紧急会议。

　　凌晨三点，人到齐了。吴仁宝说：小平南方谈话将引起中国新一轮大发展，现在我们重点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抓住机遇，怎么解放思想。经过讨论，党委班子做出动员一切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定。第二天起，华西村的干部群众分头行动，购买钢坯、铝锭、电解铜等原材料。

　　不久，南方谈话精神正式传达到基层，全国掀起加快经济建设的热潮。低价购买到的原料，为华西村节省了近亿元成本，更赢得新一轮改革先机。

　　成绩面前，华西村“不敢停步，只能前进”。1993年，引进一批大型中外合资项目后，华西集团公司成立；1999年，“华西股份”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农村第一股”；进入新世纪，华西通过关停高能耗企业，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拓展新产业等方式转型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无数锐意改革的共产党员带领人民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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