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告别文盲，中国人都用过什么办法？

　　“扫盲识字班，今天开学了，上学的男和女，早早就来到，学文化、学政治，专心听课，天下的大事情，我们能知道……”这是1950年代流传在山西晋城的扫盲识字歌。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础教育薄弱，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11.7万人。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扫除文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与提高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1950年，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为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全军进行文化大练兵。毕业于中原军政大学的祁建华，当时是第二野战军某军文化干事，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向大西南行军作战途中，他开始研究速成识字的教学方法。

　　这次文化大练兵，祁建华准备下功夫教战友识字。他以汉语注音符号为“拐棍”，制定了一套速成识字方案。起初，他向战友们说每天要教40个字，大家觉得太多了，可用了祁建华的识字法后，都进步明显。一个文盲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学会1000多个常用汉字，并且能读报。这个识字教学方案被称为“祁建华速成识字法”。

　　12月，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广泛推行“速成识字法”。西南军区政治部决定给祁建华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模范文化教员”称号。

　　1952年5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11月，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开始了。

　　1954年，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办起了“记工学习班”。高家柳沟村有三百多户人家，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团支部选了7个识字青年当记账员，但他们识字不多，经常把账记成“糊涂账”。团支部办起识字班，请四位高小毕业生教大家，首先从社员的名字、各种农活与农具词汇教起。

　　“做什么，学什么”，白天下地干活忙，晚上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称赞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到1950年代末，全国已有近三千多万人脱盲。这期间，中国的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发展起来，人民群众精神面貌得到很大改变，为大规模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与改革开放一起到来的，是中国人思想的“破冰”。1977年5月，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重新点燃广大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希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迎来新契机。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1980年，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19岁的支月英得知奉新山区缺乏师资，不顾家人反对，来到泥洋村教书。交通不便，她经常徒步十多公里，将课本、教具背回村。学生多是留守儿童，“支老师”因此也成了“支妈妈”，早上要负责叫醒学生，晚上还要抽出时间辅导功课。

　　1985年5月，党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小学教育经费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至2008年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

　　30多年过去了，组织上考虑支月英常年在山区教书，身体不好，要调她下山到中心小学教书。可比泥洋村更加偏远的白洋村村民联名上书请她来村里教书，支月英便继续扎根大山。在奉新山区，支月英教育了整整两代人。

　　2011年，中国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成为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事业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加大投入，教育规模逐年扩大，中国教育的总体水平迈进世界中上行列，成为世界教育大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和创新创造活力。

　　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战略制高点。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