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中国新史诗

原标题：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中国新史诗

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任务就在于，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呈现能够“直抵人心”的、具有鲜明现实或历史时代印记的生活。电影《十八洞村》就形象地诠释了精准脱贫的国家战略。图为影片剧照。

【新时代·新创作·新文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这就是说，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雄心所在，也是责任所系。而新时代的中国文艺，需要继续继承与弘扬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凝心聚力创造时代新史诗。

一个时代的文艺高地，需要现实主义精神力作来支撑

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创作传统。它既是指具体的写作方式和技巧，也是一种流派、风格和精神的代名词。18世纪末，德国作家席勒最早提出“现实主义”一词。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则历经古希腊罗马的朴素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仿古与世俗色彩的现实主义、注重理性与严谨形式的欧洲古典主义、具揭露与批判意味的批判现实主义等阶段。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自“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但其更是对作家艺术家观察与表现现实生活的态度、视角、方法和技巧的概括。

这种“对于生活本来面目的描写”，并不是拘泥于个别生活现象、人的生物本性和零度评价态度的书写，而是要做到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真正现实主义的基本书写态度和原则。这正如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所指出的，现实主义“就是‘当代现实的客观再现’。……它所反对的是怪诞的、童话般的、寓言式的和象征性的、高度风格化的、完全抽象的和装饰性的东西”。

尽管20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动影响之下，现实主义也具有了某种“开放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一以贯之，而并未随着时空的变幻而改变。当下一些文艺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小环境不乏“现实”元素，但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矛盾冲突等却局限于几乎忽略清晰时代性的男女情爱和家庭矛盾的“杯水风波”，不能使受众从中领略人物生活于其间的时代“大环境”气息，更遑论这种大环境与人物活动小环境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而当这样看上去十分吸睛的“杯水风波”又与码洋、票房、收视率和点击率直接挂钩之时，其剧情的狗血、人设的崩塌、情感的矫饰、伦理的无底线就不足为怪了。

不会、不愿、不敢、不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及融入其中的典型人物，成为当下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一大症候。而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构筑，深刻把握社会发展本质而不是皮相、描绘出人物所具有的栩栩如生的“及物”时代性特征而不是抽象人性。

显然，“一地鸡毛”式碎片化的所谓现实题材作品恐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和水准。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当部分的文艺作品存在着“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快餐式做法，但一个时代的文艺高地，仍然需要严守现实主义精神的力作来支撑。

富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

从根本上说，现实主义的本质与文艺创作的本质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创作的对象和接受的对象指向“人”。但这里的“人”绝非抽象之人，而是具有时代性、现实性的“人”。

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任务就在于，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呈现能够“直抵人心”的、具有鲜明现实或历史时代印记的生活。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老舍、曹禺及其作品，中国当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作品都是如此。

近观这几年的文艺创作，我们可以看到，金宇澄的《繁花》、格非的《望春风》、贾平凹的《带灯》、范小青的《桂香街》、陈彦的《主角》、付秀莹的《陌上》、李洱的《应物兄》和吴亮的《朝霞》等诸多长篇小说对城乡现实各色人生的热切关注；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梁鸿的“梁庄”系列、丁燕的《工厂女孩》和阿来的《瞻对》为代表，融合文学、历史、社会学等文类特质，视域更为宽广、思考更为深入的非虚构写作再度兴起；《我不是药神》《十八洞村》《四个春天》《红海行动》和《都挺好》等十分“接地气”的影视作品的热映和热播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及“直抵人心”的传授理念与效应，对于当代文艺工作者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