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作家是人民的一员。人民，是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文学要做到反映人民的心声，取决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态度。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是浓烈还是淡薄，是热情还是冷漠，一定会通过作品反映出来。换句话说，一部作品是刚接了地气，或是打了口深井，还是真正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定会通过作品显现出来。我们谈论路遥精神，其首要一点就是他创作中的人民性和他的人民情怀。

路遥（左一）在陕西铜川煤矿采访。资料图片

　　将“我”融入“我们”的创造

　　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中写道：“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这是路遥对柳青的深度认知。在《病危中的柳青》中，路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病房里的患者柳青，“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但就是这样的时刻，“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

　　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其答案在于经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作品面貌的，首先是将自己作为人民的“书记员”的信念与自觉。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的塑造。一个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人民是作家的导师。在创作中，任何闭门造车、作茧自缚的做法，都是轻视、漠视人民的做法，都是创作者与被创作对象间的吸引与认同关系上出了问题。不尊重人民的文字，不会得到人民的尊重；不热爱人民的作家，也得不到人民的热爱。一切受到尊崇的伟大作品无不在人物的“浇铸”中完成着这种朴素的人民性。

　　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将“我”融入“我们”的创造，在这一点上，路遥是柳青文学遗产的忠实传承者。他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

　　路遥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谈到“普通劳动者”这个词，它出现的频率与“农民的儿子”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多，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路遥从不模棱两可，他一直以身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而自豪，他视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为作家最大的光荣。他不断提醒自己，“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