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1日 星期二 晴

随着5月11日的日益临近，对是否解封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仍然会继续封城。在华人看来，轻症、无症状、密切接触者都不检测、不收治、不隔离、不追踪的法国，一旦解封，第二波就立即爆发。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写日记的策略也决定调整一下：以慢对慢，每周也休息一两天，打持久战吧。

写完致作家方方的两封公开信后，我就决定不再谈《武汉日记》，但仍然有不少网友来信质疑我为什么从不批评日记本身，难道就没有错误吗？《武汉日记》当然有错误，而且从我的专业角度看还是很大的错误。

比如方方在日记中写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但她仍认为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方方将此归结于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三大原因。

当然，等到欧美爆发疫情后，大家才知道，湖北官员的水平竟然比欧美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数还要高：他们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的前提下，竟然连检测试剂都没准备好，医疗物资全面短缺。瑞典干脆放弃检测，英国搞出群体免疫，法国数千万人要投票的选举照旧、足球照踢，意大利官员为了证明病毒不可怕，相约一起去酒吧聚餐！

从强迫不能戴口罩，戴就要罚款，再到两个月后强制戴口罩，不戴就罚款，面对严峻的疫情，欧美官员想的更多是民主、自由等政治正确，迟迟无法采纳被证明有效的封城措施和手机定位功能。特朗普总统竟然宣称这不过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四月天一热就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如此荒唐的应对能力，竟无一人被问责。这令湖北广大被受处分的官员情何以堪？

应该说这个错误只是《武汉日记》作者的无心之过，只是隔行如隔山，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还是谨言为妙。

且不说这次西方官员在疫情上的表现，长期以来，东西方的政治学界公认中国官僚体系的能力是非常高的，这大概也是各方对中国政治制度唯一没有分歧的学术共识。美国政治学者福山都把中国官僚体系水平太高当作中国模式不能被他国复制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

很有意思的是，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也这样点评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难以被复制”。其原话如下：

“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集权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

其理由依然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

那么为什么中国官员的能力要高于西方呢？中国学者钱穆曾对比西方和中国人才产生的不同：“一从众，一从贤”。西方是靠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谁票多谁就获得权力，这是西方可以产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冲动）的原因；中国的标准则是一个人的贤能。

简而言之，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这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

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

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1％；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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