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大时代里企业家应运而生

　　无论联想还是，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整理|《中国企业家》记者 徐昙

　　口述|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今年75岁了。人生中有70年是在1949年解放以后度过的，可以说我经历过中国这70年的每一段历史时期。

　　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特别的幸运。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飞跃。我格外幸运的是，我经历过中国穷得令人心酸的日子，当看到国家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会有特别的幸福感。这份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当倍加珍惜。

　　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穷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一个例子，我当年在陕西，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那个生产队在宝鸡，宝鸡是什么地方？是八百里秦川的好地方，一个男劳动力，一天十份工合八分钱人民币。八分钱能养一家子人吗？早年间的中国，社会物质极大匮乏，粮食供应极其短缺，不仅是农村，城市也是定量供应，买粮食要凭粮票。当年我念中学的时候，粮食配额是32斤，半斤油，一个月一斤肉，长期挨饿。有一次我半夜饿醒，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把中药银翘解毒丸吃了。即便是在那样短缺的情况下，团支部号召大家，为了支持亚非拉受苦受难的人民，每个人每月要节约一斤粮票捐给国家，那时候一心向上，大家都积极响应。

　　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让我们遇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难得的大时代，它解开了绑在人们身上的绳索，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出来，也让我本人、让我们全体联想人拥有了充分施展、体验人生价值的巨大空间。

　　应该讲，没有国家的政策，党的政策，企业家这个群体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话，就不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没有市场经济的道路，实际上是没有企业的。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产单位都叫厂，实际上它不是个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了真正的企业。所以企业家是应运而生，应对国家的大运才产生的这个群体。

　　1984年，我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当时我们所里做的机器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那个机器大概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才能装得下，但是性能实际上比不上当时的PC个人计算机。所以，当我亲眼见到一台PC这么小能顶那么大一个机器的时候，真的是目瞪口呆。当周光召院长提出“一院两制”，一部分科研人员做基础研究，另外一部分出来办企业，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我毫不犹豫。我希望尝试“科技产业化”这条路，同时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就是摔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创业之后，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从代理分销做起，我们一分分积攒资金，一点点跟别人学习什么是市场，怎么去管理企业，终于有了自己联想品牌的电脑，然后在本土跟众多国际PC巨头对战，取得中国第一；2001年被戴尔打得节节败退之后，反复研究对比人家的商业模式，终于打了翻身仗，再以“蛇吞象”的方式并购了IBM PC，走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凭的就是一股劲儿。这些说的是我们吗？绝不仅仅是我们。90年代初，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全是日本品牌的好，中国的品牌完全没法跟人家比较。而就在1995年之后，中国品牌的彩色电视、洗衣机等等，整个就占满了中国的市场。今天，全世界很多地方用的都是中国的黑白家电。李书福当年说要做汽车，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汽车疯子”，而“疯子”买了沃尔沃，又成了奔驰的第一大股东。马云，2004年前后，他说要把淘宝流量做到几百亿，今天阿里巴巴又是怎样的呢？（编者注：阿里巴巴现在的市值4400多亿美元）

　　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的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开放，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先进的产品、什么是先进的管理、什么是先进的生活！改革，是政府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机制体制上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我们有了超越的动力和能力。

　　联想是中关村的企业。中关村最早从流通领域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被称为“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也就是今天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前身成立，中关村开始告别了野草般的无序生长。上世纪90年代是风云变化的年代，一批中国企业历经磨难与蜕变，从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战火中走了出来，成就了遍地开花的中国制造。2000年之后，中关村再次迎来新突破，科技人才的聚集、创业者格局和视野的不断打开、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出现，加上中关村给予企业良好的机制和氛围，使得中关村成为了技园区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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