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仍沉浸在庆祝和欢腾中。

　　从市中心往余杭方向走，祝贺的标语被印成旗帜排在路两行，向所有路人传递捷报——7月6日，阿塞拜疆，随着世界遗产大会主席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敲下法槌，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国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遗”。

　　而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背后，还与习近平总书记有着一段故事。

　　2016年6月13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向总书记写信，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信中写到：“我们已在考古文博界工作了六七十年，今天写信给您是为了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向《新民周刊》表示，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

　　83年考古之路，25年申遗之路，良渚古城遗址现在不仅是中国考古工作的典范，也是大遗址保护的典范。

　　四代考古人托起惊世发现

　　“是你穿越了五千年光阴，还是我走过了几万里山河。里海的夜，像宝石一样的宁静。守着阿拉伯古老的传说，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入遗前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发掘领队刘斌在阿塞拜疆的等待中写下了以上诗句。

　　也许出于考古人善于克制的职业关系，又或许是对良渚古城价值的笃定，当问起申遗结果宣布前夜的心情时，刘斌说非常淡定：“前一天真的一点都不激动，就跟平常一样。不过到了槌子敲下的那一刻，被现场的气氛感染到了。”

　　1985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刘斌来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时浙江并不是考古热土，但时任系主任、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告诉我，长江下游是个独立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

　　此后，刘斌在良渚遗址考古的发掘研究工作中一干就是34年。

　　“作为从事良渚考古30多年的考古人，我比任何人都高兴。良渚可以说是四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明。这一切来之不易，不仅是浙江的考古人，还有江苏、上海以及北京的考古人一起合作。”刘斌向《新民周刊》记者反复强调，这是集体的功劳。

　　1936年的杭州良渚，一位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首次发现良渚遗址，揭开了良渚考古的序幕。

　　梁思永先生最早指出良渚遗址的特殊价值，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这片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

　　如果施昕等人算是第一代良渚考古人，第二代则要跳跃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牟永抗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史前考古)的主任。王明达是反山遗址发掘的领队。举世瞩目的良渚文化王墓等级的反山和瑶山遗址，就分别在1986年、1987年被发掘。其中，反山最重要的12号墓、22号墓、15号和18号墓，瑶山的7号墓和11号墓，几乎都是刘斌一铲一铲“挖”出来的。“表面由技工操作，一旦有东西露出，就都是我自己来挖，有时东西太珍贵，用铲子都不行，得改用竹签挖。”刘斌深知，考古工作具有不可重复的“破坏性”，发掘时若过于喜形于色，万一出了失误便是“回天乏力”。

　　作为良渚古城的第三代考古人，刘斌不觉考古辛苦，乐在其中。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常年不着家，不能多陪伴在家人身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住哪儿，他们就住哪儿。2009年到2018年，良渚考古队固定工作站在八角亭。那儿原是果农的住房，砖墙瓦顶，生活和工作设施都不完善。地理位置倒是很优越，出门就是良渚宫殿区遗址。再早些年，他们没有固定居所，跟着发掘地点流转在数个农民家的柴火房或杂物房间。

　　“考古就是透物见人。”刘斌很喜欢站在古人居住的宫殿上思考，“你只有对这里的山川地形十分了解，才能去揣摩为什么当时这里的土堆要堆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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