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廣大作家從未忘記民族的記憶與精神，從未忘記對我們共同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所負的神聖責任，講述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與人民一道，向著新時代更加壯麗的風光、更加巍峨的高峰，前進！

　　1951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篇報告文學寫的是抗美援朝戰場上英雄們的殊死戰斗，全篇僅3500字，氣象從容寬廣。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直接面向每一個中國人傾訴：“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到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裡塞著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閑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這一系列“時候”勾勒出新中國的現代空間，覆蓋勞動、建設和生活，指向遼闊的國土和廣大的人民，最終和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戰士們緊密相連，構成了共同的命運與情感、共同的奮斗和夢想。

　　這正是新中國文學的本質所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創造歷史，締造自己的國家，不斷開辟和創造我們共同的生活。中國文學與時代和人民一道前進，在70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和時代變遷中，文學使奔涌的“現實”不斷轉化為“故事”，建構著認知、情感和價值的共同體。新中國文學始終在向“親愛的朋友們”講述新中國的故事，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講述我們正在創造的生活與歷史。

　　這壯闊的故事需要從來處講起。從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梁斌的《紅旗譜》到楊沫的《青春之歌》，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岩》，上世紀50到60年代，那一代作家以歷史親歷者的自豪與信念書寫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這是新中國的來處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民族的英雄史詩，天下代代流傳。正如賀敬之在《回延安》中深情詠唱的那樣，如此的追溯和回望不僅是為了認識和銘記歷史，更是為自己、為后人確立精神的高度和方向。

　　大地上，滿懷理想的人民開始宏偉的實踐。在趙樹理的《三裡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中，村庄和村庄中的農民成為主角，他們不僅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們正在推動著古老鄉土的現代化進程。而在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中，現代都市正在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迎來新生。這種革命與建設的理想主義激情同樣激勵著柳青，在《創業史》中，嶄新的歷史遠景取代了千百年來一家一戶的小農“創業”夢想，梁生寶的奮斗具有了宏大的規模和革命性意義。這個普通的農民由此成為新中國的“新人”，他在精神上屬於未來。

　　新中國是青春中國，大地之上活力澎湃。50年代，青年王蒙寫了《青春萬歲》，這是對新生活的熱情禮贊。在孫犁的《鐵木前傳》中，精靈般的、恣肆不羈的小滿在田野上奔跑，讓人們堅信，美好的生活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中，青藏高原的變革如陌上花開，意氣風發，充滿希望。

　　所有這一切已成為中國記憶、民族記憶。新中國的文學正如新中國的歷史，充滿理想主義，充滿英雄主義，充滿創造歷史的主動精神，充滿對時代、人民和祖國的責任感，這一切至今如新。

　　70年代末期，當徐遲發表《哥德巴赫猜想》、劉心武發表《班主任》時，他們成了報春的燕子，見証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大潮奔涌而來。在舒婷的《致橡樹》中，經歷了歷史考驗的中國人感受到自身堅韌、倔強的深長力量，一個時代的情感和意識在這樣的詩句中淬煉成形。

　　新的天地無窮無盡地敞開，文學家們是勇敢的探索者，領時代風氣之先，他們講述的新的中國故事不僅是對現實的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著現實的創造。從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直到90年代周梅森的《中國制造》，張平的《抉擇》，文學以“改革”命名自己，新的時代主題、新的時代英雄激發著無數中國人新的夢想。

　　風起於青蘋之末，在最細小、最偏僻之處，作家們看出了巨變、望見了未來：在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中，一個農民身上匯聚著鄉土中國變革的動力和前景﹔在鐵凝那如詩的《哦，香雪》中，火車攜帶的廣大世界在一個鄉村女孩子純真的眼中一閃而過，那時，人們還不能想象，這鐵路有朝一日會具有驚人的速度，以巨大的規模把人群帶向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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