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中国各种传染性疾病肆虐，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状况，党和政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初步建立起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充分发挥“赤脚医生”和中医药的独特作用，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用较少的卫生投入大体满足了八亿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已基本消灭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黑热病等传染病，有效地控制了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伤寒、肺结核、血吸虫病等多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流行。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5年的69岁，远超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一，增强抵御疾病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确立了预防为主、治病次之的指导思想，从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入手，动员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为战胜病魔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一是从外部铲除疾病产生的土壤。为了预防、减少疾病，保护人民健康，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和政府持之以恒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清除垃圾、疏通沟渠、消灭蚊蝇等活动，提高环境质量，改善卫生条件，防治疾病传播。全国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包括1952年掀起的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目的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掀起的以消灭老鼠、麻雀（后为臭虫）、苍蝇、蚊子为对象的“除四害”运动和1965年前后全国农村掀起的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的“两管五改”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给人们创造了较为良好的卫生环境，铲除了疾病生存的土壤，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人们养成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对抑制传染性疾病发挥了长期持久的作用。二是从内部增强广大群众抵御疾病的体魄。党和政府逐步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融入百姓生活中，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宗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组织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1951年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广播体操节目，引导党政机关、工矿企业、中小学校定时做广播体操，出现领导带头、人人做操、天天坚持的热烈场面。1952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各大厂矿企业普遍建立职工体育协会。此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全国少年体育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相继举办，全国、全省、全地区等规模不一、类别各异的体育运动会纷纷举办。在体育竞赛活动的推动下，各地区、各单位组织成立诸如球类、田径、游泳、武术等运动队，不同单位之间、同一单位内部之间经常举办体育竞赛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融入百姓生活之中。

其二，建立系统的制度体系。制度一旦形成，往往会对一个社会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建立了一套从防控到医疗，再到医保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卫生防疫体系。为掌握控制疾病的主动权，党和政府把卫生服务工作前移，建立卫生防疫体系，提前干预，力争把传染性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逐步建立起各级卫生防疫站，铁路系统及大中型厂矿企业也建立卫生防疫站。各地还相继组建以防治鼠疫、黑热病、疟疾、血吸虫病、结核病、麻风病为目的的专业预防机构。各级医院、公社卫生院和大队卫生室也相应承担着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的任务，在疾病监测、预防和治疗等方面与上述机构密切合作，共同构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二是构建医疗服务体系。在城市，我国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很多行业主管部门和大中型工矿企业建有独立的综合性或专业性医院，构成了行业和企业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农村，这一时期中国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公社卫生院为枢纽、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体系。到1980年，全国2000多个县建立一级综合医院2377个，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拥有卫生院5.5万个，全国农村生产大队建起卫生所（医疗站）608431个。三是建立起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城市，通过公费医疗制度，向国家公职人员、伤残军人、高校学生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服务；通过劳保医疗制度，向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在农村，中国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广大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和卫生预防。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办起合作医疗，覆盖了大约85％的农村人口。这些制度使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时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大大降低了疾病可能给每个家庭带来的风险。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使传染病有了可防可控可医的基础，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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