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深处的科学圣地，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

　　在这里，“北京人”头盖骨掀起“盖头”惊世界

　　本报记者李牧鸣

　　北京的胡同数以千计，虽较上世纪已减少和改变了太多，但藏在胡同深处的院落，仍或多或少可窥见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脉落。

　　90年前，12月2日，年轻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将一件5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捧到世人面前。这就是被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誉为近代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头盖骨。当年裴文中发现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报告给兵马司胡同9号院(今天的15号院，后文统称9号院)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

　　探访兵马司胡同

　　兵马司胡同之名始于明代，当时北京分东、西、南、北、中五城，各设兵马司署，负责地面治安捕盗。兵马司胡同为西城兵马司署所在地，称“西城兵马司”。清以后，京城治安由九门提督和八旗都统分管，兵马司署撤销，兵马司胡同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记者日前走访了兵马司胡同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试图隔空感受此地往日的辉煌与波折。

　　从中国地质博物馆东门沿西四南大街南行六七百米，西侧人行道上立着一块比公交站牌还大的蓝色指示牌，上面几个大字“兵马司胡同”。很少见胡同标牌如此醒目，或许，没有9号院，如今被现代建筑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兵马司胡同只是一条平淡无奇、乏善可陈的胡同。正是由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存在，让兵马司胡同成为兼具科学与文化底蕴的不寻常之地。

　　按路牌所指，往西即拐进胡同。胡同不宽，约5米左右，两边粉刷簇新的灰墙似乎找不到“访古”的感觉了。走了一百多米，胡同北一座醒目的大门，门楣上书“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透过敞开的大门，几幢欧式小楼错落有致。院外门旁立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石碑。石碑右上角配有当下文博展览常见的二维码，记者扫了，看到介绍如下——“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我国重要的早期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最初创立于北京。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裴文中等中国地质科学先驱均曾在此工作……”

　　既然是地质调查所旧址，为何门楣标注“图书馆”？在国破山河碎的当年，胡同里如何建起这个欧式建筑群？调查研究成果又存放何处？为何裴文中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先要向这里报信？除了妇孺皆知的裴文中，简介中提到的几位科学先驱，到底为当日中国地学初创历经了何等艰辛？

　　地质调查所前世

　　中国的地质调查，始于19世纪后期，但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外国人，如德国的李希霍芬(Richthofen)、美国的庞培莱(R.Pumpelly)等。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最初采用译著的方法，引进地质科学，如华衡芳曾先后译出矿物学和地质学名著《金石识别》《地学浅识》。不久国内学堂也开始设地质学、矿物学课程。鲁迅先生在1902年赴日求学之前，就曾在南京矿路学堂较系统地学习过地质科学和采矿知识，并著文《中国地质略论》。他上“矿学”课所用的课本，正是江南制造局编的六本《金石识别》，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展厅，书页空白处，还留有当年的笔记。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物司设置了地质科，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负责。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英国学习地质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但当时的调查所，实际上徒有虚名，因为除了丁文江，没有一名地质人员。因此又同时成立了地质研究所，作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章鸿钊任所长。恰好翁文灏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后自比利时归国，到所担任专职教员。后有王烈自德国学成归国任教，各种课程逐渐趋向完备。研究所借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的校舍、仪器，仅三年就培养出了“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的中国第一批地质学人才。遗憾的是，1916年，只有一届毕业生的地质研究所被迫停办，已改作农商部所属的地质调查所迁入丰盛胡同3号及兵马司胡同9号。

　　地质研究所原设有图书室，图书来源，一是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的书；二是地质学家们多方筹集；三是工商部出资自行购买。地质研究所停办后，图书室移交给了地质调查所。地点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三间屋仅有专业书刊400余册。1922年，丰盛胡同3号用作地质陈列馆(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之用。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国外同行，多方汇集标本收藏于陈列馆。

　　募捐换来图书馆和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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