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错过“北京人”

　　翁文灏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开幕式上，此刻他正前往欧洲参加国际地质学大会。

　　这次地质调查所历史上少有的“造势”，也是事出有因——不久前，一度盛传的机构裁减名单上，地质调查所赫然在列。

　　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前财政总长梁启超、前农商总长张謇、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农商总长张国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八人联名上书农商部，认为“地质调查所，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且闻该所用人极严，办事认真，洵为近时官立机关中所仅见。兹者政府裁员减政，自有权衡，惟该所办理有年，成绩昭著，似不应在裁减之列”。呼吁予以保留并维持而发展之。

　　一个学术机构的存废，能引起全国学界和实业界众多高层强烈反响，这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由此也可见地质调查所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虽然机构保留下来了，但是经费还是越来越少。翁文灏为维持已有规模和水平，首先是控制新增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对想进所工作的新毕业大学生，制定了极苛刻的标准。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地质调查所集中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却也容易造成一些人才因一时表现不佳而丧失发展机会。譬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并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

　　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就报考地质调查所，翁文灏限于经费之困，只让他先去做一项课题研究，有了成果方有报酬，结果裴文中研究无果。第二年，贫困交加的裴文中再次求到翁文灏门下，恰巧领导周口店野外挖掘的李捷另有任务，翁文灏才把这个艰苦的工作给了裴文中。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裴文中的智慧和能力，但回想当年险些失之交臂，谁又能不感叹科学在金钱面前的委屈和无奈。

　　裴文中雪中送炭

　　在努力节流的同时，翁文灏也积极寻找“开源”渠道。经过翁文灏、丁文江的多方努力，地质调查所争取到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赞助。

　　1928年翁文灏用开滦、北票煤矿的捐助，添建办公楼及古生物研究室。这座位于兵马司胡同9号院西侧的二层坡顶砖楼，由中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第一人——贝寿同先生设计，贝寿同先生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其存世建筑作品极罕见。

　　同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添设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脊椎动物化石，以补古生物研究室的不足。

　　1930年受中基会的委托和资助，添办土壤研究室，从事中国土壤的调查与研究。同年10月，由金绍基先生捐助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楼房一栋，为纪念金绍基之父，以其别号“沁园”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研究煤质及其相关矿物。又接受著名律师林行规先生的捐助，在西山鹫峰建了地震研究室。

　　可是，身处乱世的地质调查所仍难独善其身。

　　1928年6月，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城外的皇姑屯。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但是地质调查所经费问题并没有丝毫好转迹象。北京政府农商部业务归到南京政府的农矿部。8月，翁文灏为归属和经费问题专程赴南京。农矿部以经费支绌、无力单独承担调查所的经费为由，提出与中央研究院共同负担。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停发补助拨款，翁文灏想维持都维持不下去了。

　　就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裴文中给翁文灏送来了“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头盖骨发现的意义和作用，人们今天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估量和评价，但它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仅给地质调查所，甚至给刚刚起步的整个中国近代科学事业，都注入了一股生机。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当冬天田野发掘工作行将结束之际，25岁的裴文中吊着绳索下降到一个支洞里，捧起了那个举世闻名的古人类头盖骨，也揭开了世界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

　　“北京人”何以震惊世界

　　“北京人”为什么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瞩目？

　　与达尔文几乎同时代，一位名叫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德国学者，在赞同进化论的同时，不认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提出从猿到人中间有一个缺环。“海克尔认为，这个缺环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早期猿人。”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

　　到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中又出现了一种假说，认为中亚很可能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当时有一个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从北京的药店收购了一些“龙骨”，后经德国慕尼黑大学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鉴定，可认定的哺乳动物达90多种，其中有一颗很像人的左上第三臼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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